国泰海通证券：沙特深度洞察——中东经济引擎，迎接转型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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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GTHT 国别观察

　　沙特深度洞察：

　　中东经济引擎，迎接转型红利

　　——中东国别研究专题系列一

　　证券政策和产业研究院国别研究负责人陈熙淼

　　国泰海通证券政策和产业研究院院长助理汪立亭

　　本篇报告作为中东国别研究系列第一篇，聚焦沙特宏观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及“2030愿景”下的产业结构转型，通过分析经济结构与贸易格局、国际政治关系、中东区域发展与沙特区位辐射、产业发展趋势等，构建沙特与中东地区国别研究的基础框架，挖掘沙特经济转型中的投资机会。

　　宏观经济与调控：近年，沙特经济活力提升，非油经济贡献稳步提升至70%以上。非油经济增长主要源于私营部门扩张、重点领域升级及新兴产业增长动能加速。沙特逐步由出口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投资和消费贡献提升。收入结构上，营业盈余维持高位，资本密集型部门仍占主导。宏观经济指标持续改善，人口红利蕴含强发展动能。近年得益于非油经济带来的“缓冲效应”，沙特通胀对于原油价格波动的敏感度下降。失业率降至历史新低，沙特劳动力市场结构蕴含强发展动能：人口年龄年轻化、女性就业崛起、教育程度高、外来人口扩张而劳动参与率较高，使得沙特具备较高人口发展红利。宏观调控机制稳健逆周期调节，助力中期经济结构转型。沙特石油贡献60%财政收入，非油贡献度有所提升。外汇储备相对稳定，资本市场具备较强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同时，沙特主权财富基金（PIF）职能持续跃迁，成为引导经济结构转型与撬动资本市场扩容的重要抓手。

　　中东国别与区位辐射：中东地区处于亚非欧交汇要冲，凭借优势区位和资源禀赋素来以石油为支柱产业，而沙特在中东地区长期扮演经济引擎与稳固地区发展的双重角色，在稳定国际油价、应对突发供需波动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流动与地区协同发展。自“2030愿景”提出后，沙特凭借大国多边地缘平衡战略、资源布局与政策引导，集聚资本、技术和高端人才，持续增强对中东地区的辐射影响力。此外，沙特具备潜力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逐步提高的基建水平、数字化覆盖率、改革性的社会制度等，均为中长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提供坚实基础。

　　政治格局与地缘走势：世界多极化格局利好中沙关系与合作深化。近年，沙特推行“温和化伊斯兰”改革，内外部政治敌意与分歧缓和，全球能源竞争压力与区域战乱频发，为中东地区从对抗走向互利合作提供历史机遇。美沙关系曾长期是沙特外交的主轴，以“石油换安全”的传统模式构建双边合作基石。但当前美沙关系演化为围绕发展战略与国家间利益的复杂博弈。“2030愿景”已上升为沙特国家战略的绝对核心，并逐步超越对传统地缘安全庇护的依赖。中期维度，沙特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仍有可能在利益互惠与冲突间寻求平衡，但其稳定性或更多取决于双方在“2030愿景”与“MAGA”理念上的目标一致性，及沙特在全球多极竞争格局中的战略定力和地缘政治间的调和能力。中沙关系则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升温，中沙以基建能源为互利合作先导，并拓展至新能源、制造、通信、金融等战略领域，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望全面深化与融合发展。

　　沙特产业结构转型：“2030愿景”推动下，近年沙特制造业、消费及中高新技术产业加速发展。经济呈现出新旧动能切换加快、市场与营商环境稳步修复的趋势，此外，在包括数字经济、绿色能源、高端制造、文化旅游等领域均取得实质性突破与进展。凭借较好的营商环境和开放程度，沙特近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集聚效应日益凸显。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与仓储、金融与保险等领域的外商投资存量基础持续增厚，且近年制造业投资占比显著提升，未来具备较高的投资潜力与空间。

　　风险提示：国际油价高波动引发财政收缩；沙特国家内部宗教与政权变化；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蔓延；全球大国与沙特地缘关系超预期恶化。

　　正文

　　1．沙特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

　　近年，沙特经济活力提升，非油经济贡献稳步提升至70%以上，主要来源于私营部门扩张、重点领域升级及新兴产业动能的加速增长。近年沙特经济增长模式逐步由出口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投资和消费贡献提升。收入结构上，营业盈余维持高位，资本密集型部门仍占主导，人力资本对价值创造贡献尚有提升空间。

　　宏观经济指标持续改善，人口红利蕴含强发展动能。近年得益于非油经济带来的“缓冲效应”，沙特通胀对于原油价格波动的敏感度下降。失业率降至历史新低，沙特劳动力市场具备强动能：人口年龄年轻化、女性就业崛起、教育程度较高、外来人口扩张而劳动参与率较高，使得沙特后续发展具备较强的人口红利支持。国际收支结构整体保持稳定，近年来，沙特贸易顺差高企，仍以能源出口为主要贡献，同时非油出口占比提升。对外贸易关系上，近年中国持续为沙特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国，而亚洲为沙特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地区，国别上，近年沙特降低与日本、印度、韩国、马来西亚对外贸易比例，同时提升海湾国家的贸易份额。

　　宏观调控机制稳健逆周期调节，助力中期经济结构转型。财政收入中石油收入贡献占比60%，近年非油收入贡献增强；财政支出刚性提升趋势显现，持续发挥逆周期调节功能，且财政支出重点正从传统产业向经济转型、军事强国与社会保障与发展项目转移。财政平衡、绩效评估与治理现代化改革稳步推进，缓解财政赤字压力。配合财政政策，货币环境温和宽松，同时外汇储备维持在相对稳定水平，资本市场表现出较强的流动性与开放性。此外，沙特主权财富基金（PIF）职能持续跃迁，并日益成为引导经济结构转型与撬动资本市场扩容的重要抓手。

　　1.1．宏观经济总量修复，增长动能结构加速切换

　　2024年，沙特阿拉伯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约1.2万亿美元，较2023年同比增长1.81%。从历史趋势来看，沙特GDP增长与油价相关性较大，且2022年后原油价格高位下滑，拖累沙特2022-2023年GDP增长，但近年非油部门的扩张，为沙特贡献经济活力。

　　2010年至2019年，沙特名义GDP规模维持在7000亿至8500亿美元区间；2020年，受全球疫情与油价崩盘影响，GDP出现-3.8%负增长；2021年后，油价上涨与产能恢复推动下，沙特经济迎来强劲反弹，2022年增长高达12.0%，为本轮周期峰值；2023年起增速再度放缓至0.54%，2024年GDP增速小幅修复至1.81%。

　　1、按产业部门拆分，非油经济已逐步取代原油部门，成为拉动沙特GDP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前沙特名义GDP中原油部门占比约为四分之一。

　　2025年Q1，非油部门在GDP占比升至72%，原油部门则降至23%，而2022年以前，原油部门占比基本在30%以上，标志沙特“去石油化”战略取得阶段性成果。根据沙特统计局数据，2021年至2022年非油部门实际GDP增速分别高达10.2%和12.4%，2023年在整体GDP几近停滞的背景下，依然实现7%的稳健扩张。

　　与非油经济的稳健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油部门高度依赖国际能源价格周期，表现出强烈的波动性。从2018年至2025年Q1，其增速多次大幅震荡：2020年与2023年分别出现-6.9%和-9.1%的深度收缩，对整体GDP形成明显拖累。

　　在这些波动周期中，政府部门与非油部门共同构成了经济的“双稳定器”。前者在财政纪律强化与效率提升的推动下，始终保持1%–2.6%的温和增速；后者在原油经济深度下滑的年份持续担当增长主力。两者合力托底整体经济运行，正显著提升整体经济的结构韧性与内生增长动力。

　　2、近年沙特非油经济的扩张，主要源于私营部门的升温及新兴产业增长。

　　近年沙特持续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为私营资本释放更多发展空间。在政策驱动下，沙特私营部门自2016年来以1.94%的年复合增速稳步扩张。2024年，沙特非油私营部门对GDP贡献率达到51%，不仅超额完成2024年的阶段性目标46%，也向2030年65%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推进。

　　此外，政府通过沙特主权财富基金（PIF）牵头，积极吸引私人资本投资于国家重点项目和关键产业，并出台激励举措，以扩大PIF资金来源，进一步支持市场化深化。2021年至2024年Q3，私营资本在PIF主导项目中的累计投资额已达373.3亿美元，充分体现出私营力量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日益活跃与关键支持作用。

　　3、行业角度，近年沙特制造业GDP占比显著提升，中下游部门活跃度增强，其他非油部门如基础服务和新兴服务业等增长扩容。

　　1）2017-2023年，采矿业（包括原油和天然气）GDP占比由24%升至25.4%，仍为关键支柱产业，但实际GDP占比有明显下滑。同期，制造业名义GDP占比显著提升，由13.3%增至14.8%。沙特经济结构已从资源开采逐步向下游加工与制造环节延伸，产业多元化趋势日益显现。

　　2）近年沙特服务业全面增长。从实际GDP占比来看，2023年政府服务、金融房产租赁及商务服务业、批零贸易和饭店餐饮业、进口关税、社区和个人服务业等均较2017年明显提升。沙特新兴产业与服务业不断扩容，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

　　从支出法拆分来看，沙特经济增长正逐步由外需拉动转向内需驱动。一方面出口动能放缓，此外，消费和投资作为内需支柱逐步壮大，成为托举经济的关键力量。

　　过去，出口在沙特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2022年，受益于油价上行，出口录得19.5%的强劲增速，成为当年GDP反弹的重要推手，但同样受到油价波动影响。2023年，国际油价回落、全球经济走弱，沙特出口转为同比负增（-7%）。

　　相较之下，内需方面的消费、投资、政府支出项则展现更强韧性。其中，居民消费稳步上行，2021–2023年间增速始终维持5%以上，2023年更达到7.7%的近年峰值，成为非油经济增长的稳定支柱。投资则在“2030愿景”政策推动下呈现出阶段性跃升，2022年大幅增长19.7%，虽于2023年回落至9.4%，但依然维持高景气度，反映出基建、制造业和文旅等新兴领域的加速扩张，以及私营部门信心的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政府支出在推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保持适度扩张。2022年其增速达到9.6%，在关键时点发挥逆周期作用；2023年则有所回落至5.5%，体现出政策在稳增长与控赤字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进口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一趋势。2020年大幅萎缩之后，2022–2023年进口维持10%左右高位，显示疫情后国内消费与生产活动的全面恢复，内需动能显著增强。

　　从收入法拆分来看，劳动者报酬与营业盈余是GDP的两大主要构成，占比合计通常超过80%。在美国等国际主流发达经济体中，劳动者报酬通常占GDP的50%-55%，营业盈余稳定在35%–45%之间。

　　相比之下，沙特经济收入结构明显偏向资本项目驱动。2023年，营业盈余占GDP比重为60.1%，虽较2022年63.5%略有回落，但整体仍维持高位，反映出能源、重工业等资本回报率较高部门的支配性地位。与此同时，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在2020年短暂冲高至31.9%后逐步回落至2022年的23.1%，2023年略有修复至25%，但仍低于国际主流经济体水平，说明沙特的人力资本仍有望提高，而劳动密集型部门和高附加值服务业尚处发展初期。

　　其余两项要素占比相对稳定。固定资产折旧占比大致稳定在8%–11%区间，2023年为8.5%，与固定资本形成节奏基本匹配。生产税净额则在税制改革推动下稳步上升，从2018年的4.5%增长至2023年的6.3%，反映出沙特财政体系正逐步摆脱对资源租金的高度依赖，迈向更加制度化、常态化、产业化的税收结构。

　　1.2．周期性指标边际改善，宏观运行稳中有进

　　1.2.1 通胀温和运行，结构缓释能源价格冲击

　　近年来，沙特的价格运行呈现出“整体稳定、结构分化”的特征，整体通胀维持在温和区间，为宏观政策调控和“2030愿景”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空间。

　　首先，从整体价格水平来看，2020年以前，CPI与国际油价走势呈现高度同步，二者波动方向基本一致，体现出能源价格对通胀水平的显著影响。然而，这一联动性自2020年起明显减弱。尽管2021–2023年间国际油价维持高位，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但沙特CPI却稳定在2.3%–3.0%的温和区间，通胀敏感性显著下降，反映出非油经济增长给沙特提供了对能源价格变化的“缓冲带”。

　　从细项价格来看，自2020年以来各类消费价格走势有所分化。液体燃油价格经历了数次阶梯式抬升；食品和交通物价整体温和膨胀，趋势上食品价格缓慢上行，交通费用自2023年后出现温和下行；服装价格自2018年以来大幅下行，累计降幅近15%；医疗、教育及电、煤气和其他燃料等基础服务价格整体价格较为稳定，仅出现小幅波动。

　　从结构变化可以看出，原油价格变动对于其他消费项目的外溢效应，以及对整体物价水平的影响都已显著减弱。根据沙特CPI权重，当前住房与食品、交通运输三项合计占比近60%，较为均衡的消费体系，以及低敏感度的价格结构，正是非油经济发展与稳定资源政策支持的共同结果，也为中长期通胀稳定奠定了基础。

　　1.2.2 沙特失业率降至近年新低，女性与外来人口贡献就业活力

　　25Q1沙特失业率降至近年最低，沙特就业市场持续改善，劳动力结构不断优化，女性就业崛起与外来人口提升成为主要亮点，且对比其他中东国家仍有提升空间。

　　2020年以来沙特失业率持续下滑，2025年沙特就业率持续改善。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失业率于2020年曾升至8.98%，创下近十年高点；但此后趋势回落，至2025Q1已降至2.8%，创出十余年来新低，反映当前沙特经济复苏、非油产业扩张与就业吸纳能力的同步修复。此外，沙特外来人口的增长也为劳动力市场贡献就业活力。近年沙特外来人口占比持续提升，2024年达到44%，且外来人口失业率相对较低、劳动力参与率较高。

　　从人口结构来看，沙特高等教育劳动力的失业率显著下降。2020年以来，该群体失业率从2016年的12.01%大幅降至2023年的5.87%，反映出信息技术、金融服务、文旅等高附加值产业的快速发展，逐步释放出优质岗位空间，并带就业率的提升。相比之下，基础教育劳动力失业率在疫情初期曾一度上升，但2021年后逐步回落，显示中低技能就业市场正经历周期性修复。

　　而女性就业参与率的快速上升成为沙特劳动力增长的另一关键驱动趋势，目前从事部门仍基本以服务业为主，工业、农业领域女性就业占比仍相对较低。

　　近年来，沙特推动一系列社会世俗化的制度变革，为女性就业创造了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其中，削弱宗教警察执法权、放宽男性监护制度、合法化女性驾车、鼓励女性参与文化与公共事务等改革举措有效拓展了女性的行动半径。沙特在“2030愿景”中也明确提出了将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至30%的战略目标。围绕这一目标，沙特人力资源和社会发展部（HRSD）出台一系列女性赋能政策，从立法层面保障性别平等权利，同工同酬，加强女性职业培训，并通过延长全薪产假、提供托儿支持、通勤补贴等配套服务，有效地降低了女性进入职场的门槛。

　　2016年以来，沙特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持续攀升，从17%提升至2024年的30%。其中，服务业仍为女性就业的主要承载领域，截至2025年Q1沙特资本市场机构女性员工占比已达到24%，反映出沙特在推动性别平等与扩大女性经济参与方面的努力已初具成效。而工业制造、农业等领域女性劳动力参与水平仍相对较低，伴随沙特经济结构转型和变革，预计未来有效吸纳的就业人口空间将较大。

　　1.2.3 能源出口主导贸易顺差，近年非油产品出口提升

　　近年来，沙特国际收支结构稳定，贸易顺差高企，经常账户持续为正，仍以能源出口为主，但非油出口占比显著提升。对外贸易关系上，近年中国持续为沙特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国，而亚洲为沙特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地区，结构上近年沙特降低与日本、印度、韩国、马来西亚贸易比例，同时提升海湾国家贸易份额。

　　总量来看，近年沙特出口表现受国际油价扰动，波动性远高于进口。2022年受益于能源价格飙升，沙特出口总额大幅上行，创下阶段高点，随后伴随油价回落而逐步下降。相比之下，进口总额则表现平稳，呈现出缓慢但持续的增长趋势，反映出内需修复与生产资料进口节奏逐步推进。

　　进口端，2020–2025年期间，机械和运输设备进口规模持续快速上升，成为增长最显著的子项，反映出沙特仍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大量资本投入仍用于设备、基础设施和中长期产能建设。但分商品类别来看，近年沙特对成品进口占比稳定保持在36%-38%水平，而半成品、成品进口合计达到48%-49%，反映沙特消费品与工业制造的产能对外依赖依然较高。

　　出口端，沙特仍以石油出口为主，2023年占比达到77.3%，但近年已逐步降低对石油出口依赖，2011年该比例为87.1%。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虽有波动但整体呈缓步上行趋势，制成品出口规模相对稳定，尚未体现出明显的工业出口放量。目前沙特制造产能供应能力与国际市场需求的对接尚处于初期。

　　从进口地区结构来看，2017年后，沙特从新兴和发展中亚洲国家与中国的进口增速显著加快，体现出沙特与亚洲新兴市场之间经贸联系日益紧密。2021年后，中东地区进口增速也明显提升，显示中东区域内部的贸易活跃度提升，或与GCC一体化进程推进、物流基础设施改善等有关。相较之下，沙特从欧洲、美国与日本等传统经济体的进口额，在2015年前后经历一轮下滑，近年来整体趋于平稳，但占比降低，反映沙特进口结构在逐步“去欧美化”，并重点向新兴经济体倾斜。

　　在出口地区结构方面，2010年以来亚洲地区始终是沙特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出口规模显著领先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从出口走势来看，各地区之间具有较强的同步性，显示出沙特出口高度依赖石油相关产品，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与能源市场周期影响显著。整体来看，沙特出口的地区份额格局相对稳定。

　　从国际收支角度来看，贸易顺差仍是沙特经常账户余额的最主要来源，二者变化趋势保持高度同步。沙特经常账户长期维持顺差，表明其外部收支结构高度依赖商品出口，尤其是能源出口所带来的大量外汇收入。同时也反映出其服务收支、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等项目的逆差压力相对可控，尚未显著侵蚀其外部收支空间。

　　1.3．在约束中谋求平衡，宏观调控体系持续演进

　　1.3.1．财政政策：财政改革深入推进，支出重心聚焦转型

　　2011年至2023年，财政收入总体呈“V”形波动，主因油价变化。2011–2014年，得益于高油价带来的外部收益，财政收入维持在11000–12500亿沙特里亚尔的高位区间；2015年起，伴随油价回落与全球能源需求收缩，财政收入连续下滑，2016年降至最低点5190亿。此后，随着油价恢复与经济重启，财政收入逐步回升，2023年达到12120亿，基本恢复至历史高位。

　　从宏观层面看，沙特财政收入与GDP增长高度相关，呈现显著的周期性。分项来看，尽管近年来非油收入占比有所提升，但石油收入仍占据财政预算收入较高水平（60%左右），财政对油价波动的敏感性依然较强，石油财政特征依旧突出。

　　在支出端，沙特财政支出近年刚性上升，军事支出、卫生与社会发展支出以及一般项目支出持续扩张，是财政支出的主要增长项。2019年前后，经济资源支出阶段性提升，或与OPEC限产计划暂时性变动有关，随后逐步回归常态水平。而与民生更加相关的教育、基础设施与交通、安全与地区管理等支出项目保持平稳增长。这一变化反映“2030愿景”的全方位推进正在重塑财政资源配置结构，财政支出重点正从传统优势项目向产业转型、军事强国与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向倾斜。

　　从时间维度来看，沙特财政政策在宏观层面具备逆周期稳增长的调控功能。例如，在2016–2019年通缩或低通胀背景下，沙特政府选择扩大财政支出，通过维持高赤字水平，对冲内需疲软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至2940亿沙特里亚尔，政府通过持续支出以稳定就业，拉动失业率由7.66%高点回落至4.01%，有效避免了更深层次的经济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财政收入已自低位显著修复，但财政平衡仍面临较大压力。自2016年以来，沙特多数年份持续财政赤字，仅在2022年依靠油价高企实现小幅盈余。据IMF预测，沙特未来五年仍将维持财政赤字格局，但赤字占GDP的比重有望逐步收窄，财政平衡状况或有所改善。

　　在此背景下，提升财政支出的效率与乘数效应，将成沙特为缓解资源约束、增强财政韧性、推动经济结构性转型的关键抓手。

　　为实现这一目标，沙特在“2030愿景”框架下系统部署了一系列围绕财政平衡、绩效提升与治理现代化的改革计划。其中，财政平衡计划（Fiscal Balance Program）作为核心支柱，致力于通过削减非优先支出、扩大非石油收入、改革补贴制度等手段，控制财政赤字水平，提升财政韧性。配合财政平衡目标，沙特亦着力构建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估机制与项目执行体系，设立统一的绩效指标与项目管理办公室（PMO），明确公共支出目标责任，推动财政资源精准投放，推动财政政策在逆周期调控中更有针对性地发挥效力。

　　此外，沙特也通过主权财富基金重组计划（PIF重组）与私有化计划推动财政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直接支出”向“资本运作引导”转变。公共投资基金的战略重构，使其从传统财政体系中的辅助角色，转型为主动投资与引导产业的核心平台。而私有化计划则明确了政府资产的市场化路径，有利于提升资产的使用效率和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

　　1.3.2．货币政策：锚定美元稳定预期，流动性调节更趋灵活

　　自1986年以来，沙特阿拉伯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将本国货币沙特里亚尔（SAR）锚定于美元，汇率中间价稳定维持在1美元兑3.75里亚尔。受此制度约束，沙特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有限，政策利率必须与美联储保持高度同步，以维持资本流动平衡和汇率稳定。这一制度也使沙特加倍依赖财政支出和主权基金调节来对抗经济周期性波动。

　　在货币供应层面，整体货币环境保持温和宽松态势。近年来M2同比增速大体围绕10%上下波动。2020–2021年初，M1增速高于M2与M3，成为广义货币扩张的主要动力，反映出疫情后企业现金流状况改善，资金回流生产端，带动内需修复。而自2022年至2024年上半年，M1增速持续低于M2与M3，表明货币扩张主要通过定期存款或储蓄工具进行，反映出货币乘数较低、货币政策传导效力受限的潜在问题。2024年8月之后，M1、M2、M3增速逐步趋同，可能预示货币政策边际改善、信贷活跃度温和回升。

　　从金融深化的角度来看，贸易差额与资本账户差额呈现出一定的同步变动趋势：当出口强劲、贸易顺差扩大时，资本账户亦表现为更高水平的流出；而贸易顺差收窄阶段，资本流出规模亦随之缩减，外汇储备维持在相对稳定水平。这一联动变化也从侧面说明了资金未出现明显滞留，跨境资金管理相对成熟，资本市场表现出较强的流动性与开放性。

　　1.3.3．沙特主权财富基金（PIF）：拓展资本边界，助力结构转型

　　沙特主权财富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 PIF）成立于1971年，最初隶属于沙特财政部，曾长期作为国家财政体系的一部分，承担基本投资职能。随着“2030愿景”的提出与加速推进，PIF逐步走向国家战略前台，成为该愿景下最核心的经济转型支柱之一。通过股权投资、产业引导与金融工具创新，PIF已成为近年来沙特资本市场扩容和经济结构重塑的直接推动力量。

　　自2017年起，PIF陆续发布多轮中长期发展计划，聚焦基础设施建设与本土产业振兴，强调全球化配置、前瞻性主题投资与可持续收益回报，系统规划其资本布局方向与产业培育路径。2019年，PIF获得独立法律授权，拥有更强的机构地位与执行能力。2022年起，PIF获得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与惠誉授予的“A1/A”及“A”信用评级，进一步拓展其全球融资渠道与资本运作能力。

　　从资产管理规模（AUM）来看，PIF在过去七年间实现了高速增长：自2016年的1600亿美元跃升至2024年的9413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超过25%。这一扩张态势不仅体现了其资本运作效率，也凸显出PIF在资源整合与融资动员方面的强大能力。

　　资金来源主要可归纳为四大类：一是沙特央行（SAMA）的外汇储备注资与资金划拨；二是通过国有资产划转获得底层资源支持，例如，2024年PIF接收沙特阿美公司8%股份，国家对阿美的直接持股比例降至82.186%；三是多元化的国际融资安排，包括2024年与23家国际金融机构签署总额150亿美元的银团循环贷款；四是投资收益再投入，构建可持续的资本内循环体系。此外，2023年PIF还发行第二批国际绿色债券，筹资55亿美元，用于支持符合其绿色金融框架和“沙特绿色倡议”的相关项目，进一步拓展了基金的融资渠道与责任投资能力。

　　从资产配置流向来看，PIF的投资重心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倾斜趋势。2021至2023年，沙特本地产业相关的资产权重持续上升，“产业发展投资”与“本土股权投资”合计占比从40%跃升至60%，其中”产业发展投资”一项在三年内实现了近三倍增长。同时，“千亿级重点项目”板块权重稳步上升，PIF持续为NEOM、红海、Qiddiya等国家级新城建设与大型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提供长期资本支撑。

　　相较之下，国际投资配置则呈现阶段性回落。“国际战略投资”占比从2021年的20%下降至2023年的9%；其中，“国际资本市场投资项目”占比相对稳定，维持在7–8%区间，充当全球多元化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分散风险、对冲外部不确定性。

　　从行业维度来看，PIF投资布局分布广泛，其中能源和房地产行业2023年合计占比超过四成，充分体现对传统优势产业与本土基建板块的持续倾斜。新兴产业方面，信息技术（9.4%）、金融（7.3%）、通信服务（6.9%）位居前列，反映出近年PIF在数字经济、金融科技与智能互联等方向上的前瞻性产业结构转型布局。

　　此外，PIF在布局产业战略发展的同时，也充分发挥着 “资本引导者”的角色。其产业投资不仅强化了本土企业的融资能力与现金流支持，也提升了上市公司质量与行业结构多样性，为金融市场注入了长期资金来源与估值支撑，有效带动了资本市场的扩容与结构革新。

　　在货币流向实体经济并与金融市场共振的格局下，同时伴随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沙特近年证券市场扩容，一二级同步为实现经济转型领航、为企业成长赋能。沙特上市公司市值自2018年的4963亿美元快速跃升至2019年的2.4万亿美元，市值占GDP比重突破2.7倍，此后持续维持在2–3倍之间。金融资产规模的大幅扩张反映出资本市场深度与广度的同步提升，沙特正由“银行主导型体系”向更具市场化与开放度的“多层次金融结构”转型。

　　2．中东国别比较与沙特区位辐射

　　中东地处亚非欧交汇要冲，而沙特在中东地区长期扮演着经济引擎与稳定地区发展的双重角色。在以石油为支柱产业的中东国家中，沙特始终处于龙头地位，在稳定国际油价、应对突发地缘波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2030愿景”提出后，沙特凭借独特区位、资源优势与政策引导，集聚资本、技术与高端人才，持续增强对中东地区的辐射与影响力。此外，偏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和后发优势显著的劳动力供应，领先的人才教育程度和逐步提高的基建水平与数字化覆盖率，均将为沙特实现中长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提供坚实基础。

　　2.1．中东与沙特地理区位：连接三洲五海，贯通全球南北

　　中东地理位置位于亚洲西南部和非洲东北部，囊括了地中海东南部到波斯湾沿岸地区。地理边界上看，中东西起埃及，东至伊朗，北抵土耳其，南界阿拉伯半岛。由于地处地中海、红海、波斯湾等重要海洋交通要道的中心地带，坐拥“三洲五海之地”，中东地区长期在全球贸易、能源资源与地缘政治博弈中承担重要角色。

　　沙特阿拉伯位于阿拉伯半岛中部，是中东地区的核心国家之一，地理位置具有天然的战略枢纽价值。沙特东濒波斯湾、西临红海，位于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十字路口，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输出通道之一，也是海上贸易航线的咽喉要地。尤其西侧毗邻的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航线，长期以来作为全球最繁忙的航运通道之一，是亚欧之间海运联通的主干道。沙特拥有广阔海岸线，其港口如吉达（Jeddah）等节点城市在集装箱中转与能源运输中扮演重要角色，使其具备牵动全球航运动向的能力。

　　在陆地边界上，沙特与约旦、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和也门等国接壤，联通中东北非（MENA）与海湾地区（GCC），并通过法赫德国王大桥连接巴林。这一地理区位使得沙特成为周边国家政治通道与经济走廊的必经之地。例如，从伊拉克或约旦通向红海、从科威特或巴林通向麦加麦地那、从阿曼通向北非，都需部分依赖沙特的过境路径。配合“2030愿景”下的基础设施投资与跨境交通网络建设，沙特正日益强化其作为中东“连接者”和“辐射源”的地位。

　　2.2．沙特与中东人口结构与消费对比：享人口红利，具消费市场潜力

　　国别比较角度，沙特具备较好的劳动力人口结构，与人口红利发展优势，对应后续较好的经济增长与消费市场潜力。

　　1）劳动力人口占比高，劳动率参与率达66%：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沙特总人口达3370万，劳动力人口占比近五成，显著高于以色列、阿联酋等中东地区主要经济体。

　　2）人口平均年龄低，老龄化率较低：从年龄结构来看，沙特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9.25岁，处于中东地区中游水平，且显著低于东亚主要国家，与南亚印度相近。从65岁以上人口占比来看，沙特2024年仅3.0%，此外，中东地区卡塔尔、阿联酋、阿曼三国该比例低于3%。

　　3）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中东地区卡塔尔、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四国劳动力受高等教育水平最高，均在78%以上，且高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

　　4）上文提到，沙特外来人口占比较高，且劳动力参与率较本地人更高，进一步优化了沙特劳动力市场结构，激发经济活力：根据联合国数据，2020年沙特国际移民占比已接近40%；根据沙特官方数据，2024年外来人口占比达到44%。

　　5）上文提到，沙特在世俗化改革推动下，近年女性劳动参与率快速提升，同时也带动女性消费需求的增长。

　　总体而言，在近年提倡世俗化改革的政策指导下，沙特偏年轻化、受教育程度较高、劳动参与率较高、外来人口较高的人口结构特征，为其推进产业转型发展和扩大内需市场提供了基础。

　　在消费能力方面，沙特人均收入处于中东地区中上水平，但内部结构仍存在显著的优化空间。2023年，沙特人均国民总收入达6.1万美元，位列中东主要国家第三，仅次于阿联酋与卡塔尔，显著高于埃及与伊拉克等传统人口大国。然而，沙特的基尼系数高达86.4，区域内处于最高水平，说明其收入分布存在不均衡现象，未来沙特消费潜力的释放，将有赖于中低收入群体的财富增长、女性消费力量的崛起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增量。

　　从消费模式来看，沙特已具备新兴消费业态转型的必要基础与现实趋势。一方面，沙特互联网普及率为100%，基本实现全面数字化覆盖，远高于埃及、伊拉克等国；城市化率达85.17%，基本持平于以色列、阿联酋等高收入经济体水平。高度城镇化与全民联网的双重支撑，推动居民消费场景与线上渠道加速融合，为平台经济、数字支付等新型消费生态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人群基础。

　　综合来看，沙特正处在人口红利释放与消费结构升级的交汇阶段，既具备稳定的劳动力支撑，也孕育着向中高端消费跃迁的潜能。对比其他中东国家，沙特在人口结构、收入水平与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具备更强的内生动力与转型基础，有望在未来区域消费市场中率先完成由“量”向“质”的突破。

　　2.3．沙特在中东经济辐射与国别比较：资源优势与产业动能交汇

　　沙特在中东地区长期扮演着经济引擎与与稳固地区发展的双重角色，其影响力不仅在于自身资源禀赋，更在影响区域能源格局、生产要素流动与地区发展辐射上。

　　从经济体量来看，沙特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与稳固的居民财富基础。2024年，沙特GDP位居中东北非地区首位，经济总量超过以色列、阿联酋等区域主要经济体两倍以上；人均GDP达30746美元，稳居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以石油为支柱产业的中东国家中，沙特始终处于龙头地位。沙特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占世界储量的17.85%，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沙特掌握着OPEC+国家中近一半的备用产能，具备在短时间内快速释放或削减产量的能力，在稳定国际油价、应对突发供需波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IEA指出，沙特的这部分备用产能将在未来几年内保持相对稳定，继续发挥其“压舱石”作用，是整个OPEC+能否有效实施产量调控的核心支撑。另一方面，从全球新增产能的角度看，沙特也在持续扩大其产油能力，尤其是在非原油类别。据IEA《2025全球能源展望》报告，2024年至2030年，全球石油供应能力预计将增加约510万桶/日，增量主要来源于凝析液（NGL）和其他非传统石油资源，其中沙特与美国作为两大核心主力将合计贡献约40%的增长量。未来沙特有望持续引领方向，不断巩固其在区域乃至全球能源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与话语权。

　　沙特经济凭借资源禀赋优势，长期高度依赖石油出口，固然有一些发展“旧疾”：1）其产业结构资源导向明显，制造业与高技术产业基础相对薄弱，进而制约了出口的多元化进程。2）与此同时，历史上较为保守的市场制度与投资政策抑制了技术与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外商投资环境一度不够成熟。3）全球创新指数得分较低。

　　从当前中东地区投资、出口与创新能力等维度对比，沙特尚未全面占优。但其基础条件雄厚、政策导向清晰、发展潜力较大，中长期仍有望缩小与区域领先国家差距、实现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跃升。

　　近年来，随着“2030愿景”的正式提出及持续深化，沙特加快推进经济多元化转型，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吸引国际资本、先进技术与高端人才。在不断完善制度基础的同时，沙特也凭借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积极构建区域互联互通体系，打造中东地区的科技与产业新枢纽，以实现从“资源出口国”向“技术枢纽国”的跃迁。

　　以政府重点打造的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示范城市——NEOM未来新城为例，该项目位于红海沿岸，是“2030愿景”下的旗舰工程，聚焦绿色氢能、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可持续旅游等高附加值产业，旨在建设全球领先的零碳城市样板。城市地处约旦与埃及边境，天然具备跨境协同潜力。根据早期规划，GCC六国联合推进的海湾铁路（Gulf Railway）曾提出将线路延伸至NEOM，并通过红海跨海大桥连接埃及西奈半岛，构成“泛阿拉伯经济走廊”的关键节点。凭借NEOM新城对全球创新资源、ESG投资、国际资本与高端人才的强大集聚效应，沙特正持续强化其在中东地区的网络影响力，并为周边国家的产业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提供重要外溢动力，并加速实现对阿联酋、以色列等区域创新强国的赶超。

　　3．中东政治格局与沙特地缘走向

　　沙特在中东的地缘冲突主要体现在与伊朗之间的长期博弈，以“逊尼—什叶”宗派矛盾为核心，沙特与伊朗的关系历经友好、对立、破裂与友好和解等多个阶段。近年来，沙特推行“温和化伊斯兰”改革，缓解内外部政治敌意，叠加外部能源市场竞争压力与区域战乱频发，中东地区正迎来从对抗走向合作的历史机遇。

　　从国际关系格局看，美沙关系曾长期作为沙特外交的主轴，以“石油换安全”作为双边合作基石。然而，近年来美国页岩油气革命重塑能源格局，两国直接利益摩擦加剧，传统盟友关系出现结构性裂缝。总体而言，当前的美沙关系已由“石油换安全”的传统模式演化为围绕发展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复杂博弈。过去，沙特领导人往往在维护国家财政安全与对美战略间谨慎权衡，但“2030愿景”的提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绝对核心，并逐步超越对传统地缘安全庇护的依赖。中期维度，沙特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仍有可能在利益互惠与冲突间寻求平衡，其稳定性或更多取决于双方在“2030愿景”与“MAGA”理念上的目标一致性，以及沙特在全球多极竞争格局中的战略定力和地缘政治间的调和能力。

　　相比之下，近年中沙关系在世界多极化格局下快速升温，中沙关系的深化对两国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目标的相契合与中沙产业结构的互补性，恰恰构筑了中沙关系最为稳固的根基。过去十余年间，中沙关系逐步摆脱意识形态束缚，转向多层次下的务实互利合作，并日益成为中东版图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沙以基建能源领域为合作先导，并已逐步拓展至新能源、制造、通信、金融等多个战略领域，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望全面深化发展。

　　3.1．地缘裂痕与秩序重塑，中东合作迎来历史新机遇

　　3.1.1．制度分歧催生摩擦，宗派同盟加剧对抗

　　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沙特阿拉伯拥有麦加与麦地那两座宗教圣地，在全球穆斯林社会中享有崇高地位。长期以来，独特的宗教资源不仅构成沙特的国家象征，也深刻嵌入其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现代沙特王国建立的过程中，沙特家族以“瓦哈比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基础[1]。但伴随国家影响力和地缘辐射能力的提升，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多元化包容的意识形态体系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并成为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大势所趋。而沙特内部素来政治与经济上的结构性矛盾，也共同促使沙特开始重启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沙特自身开启意识形态转型的同时，也拓展到与周边国家地缘关系及参与全球大国博弈格局的转变。

　　自2015年1月萨勒曼国王执政以来，尤其是2017年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被立为王储后，沙特经历了激烈的意识形态转型。在沙特政府的宣传和引导下，沙特国族主义在沙特国内兴起，并取代瓦哈比主义成为该国主流意识形态[2]。而此前，意识形态理念上的差异，曾是造成中东地区地缘格局高度不稳定性的核心影响因素之一。

　　代表性而言，过往沙特在中东的地缘冲突主要体现在与伊朗之间的长期博弈，而两国初期关系与变化，或部分起源于中东地区“逊尼—什叶”宗派的结构性差异特征。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国家，普遍强调保守教义与王权合法性，其地缘同盟主要包括阿联酋、埃及、约旦、巴林、科威特等国；而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则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等地拥有广泛的支持群体。在叙利亚内战、也门冲突等诸多区域热点事件中，一定程度上也凸显了壁垒鲜明的阵营划分格局。

　　从历史规律来看，沙特与伊朗双边关系在波动中不断演进，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初期友好、矛盾激化、战略试探、关系决裂与近期回归和解。早期在王权构建与石油外交的共同利益驱动下，两国于1929–1979年维持整体友好，建立起形式上的战略同盟。然而，随着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伊朗新当政者对沙特态度强硬，并致力于对外“输出革命”，两国关系迅速跌入低谷[3]。

　　进入1990年代后，两国在“阿拉伯之春”前夕短暂迎来接触，试图重塑对话基础。但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沙特强势干预什叶派势力扩张，伊朗则支持巴沙尔政权，沙伊再次站到地缘冲突的对立面，关系再度出现结构性裂痕。2016年沙特处决什叶派宗教领袖尼姆尔，引发伊朗境内反美反沙浪潮，两国断交，进入长达七年的对抗阶段。直至2023年，在中国的斡旋下，沙伊双方成功举行北京对话并复交，两国关系走向新的历史阶段，也体现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

　　3.1.2．宗教改革缓和敌意，外部压力倒逼协同

　　长久以来，意识形态差异、石油利益与以美西方为代表的地缘博弈交织下，中东地区处于地缘紧张的态势。但随着内部改革的推进与外部压力的缓和，沙特及其周边国家正在逐步打破旧有的结构性困局，共同探索合作共赢的新路径。

　　在内部层面，沙特积极推动“温和化伊斯兰”改革，试图摆脱瓦哈比主义激进教义带来的意识形态负担。在本·萨勒曼王储的主导下，沙特力求重塑国家宗教认同，将其引导回更加包容和温和的方向。改革的核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重新解读伊斯兰经典，抽离极端保守宗教力量的意识形态基础；二是限制宗教相关执法机构的权力范围，如宗教警察被划归王储主管的内政部，执法权被严格规范；三是推动教育系统的现代化改革，清理教科书中反对多元及排斥他者的内容，禁止教师宣传极端主义思想[4]。这一系列举措，有助于淡化教派间的对立，缓和与什叶派之间的冲突，并为沙特打造更加和平稳定的地缘环境，缓释意识形态冲突。

　　与此同时，面对页岩油革命和新能源发展带来的油价波动与外部竞争压力，对于中东国家而言，加强团结与协作，将更有利于维持在全球能源博弈中的话语权。近年，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 Index）显著上升，并与部分国家地缘风险指数呈现一定联动特征，反映出全球主要地缘风险事件的外溢效应。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维护地区共同安全、遏制紧张冲突升级，对于各国而言，重要性和优先级均日益提升。

　　在此背景下，求合作、避对抗的区域战略诉求也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开始主动寻求改善周边地缘关系、修复过往的历史裂痕。近年来，海湾合作委员会（GCC）、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持续推动高层对话与务实合作。沙特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不仅推动也门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还积极参与斡旋加沙、叙利亚、苏丹等地区热点问题[5]。2025年2月以来，沙特已多次承办美国与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高级别谈判，也提升了沙特在全球重要冲突议题中的协调与影响力。

　　总体来看，国际形势变乱交织，而中东地区各国将持续探索稳定的外交路径，中东地缘格局也呈现出由矛盾冲突逐步走向协同合作的积极转向。

　　3.2．从安全重心转向共谋发展，美沙同盟关系重塑

　　3.2.1．单向“石油换安全”基石动摇，多边地缘博弈提供安全保障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政策方向与其外交、防御和安全政策之间的考量，在沙特对美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5年2月，阿卜杜勒阿齐兹·本·沙特国王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奎因西号军舰上的会晤，促成了两国之间“以石油换安全”的协议，构成两国双边关系的基石。1980年宣布的“卡特主义”更明确了美国对海湾地区安全的承诺，1980年美国总统卡特在国情咨文中曾阐明：“任何外部势力试图控制波斯湾地区都将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攻击，而对这种攻击将以必要的方式反击，包括使用武力”。1990-1991年，美国主导的解放科威特和保护沙特阿拉伯免受潜在侵略的伊拉克行动，也成为这一合作机制中的具象体现。

　　在“石油换安全”的政治合作机制下，沙特曾长期致力于为美国稳定提供低价石油，以支持美国经济发展，而输入较低的能源价格，或也作为政治博弈的一部分，间接配合了美国主要党派的民主支持率提升。然而，进入21世纪，这一同盟关系开始逐渐显露裂痕。美国在多次中东地区关键事件中的表态或并未充分考虑到沙特方的利益诉求。例如，布什政府行动部分忽视了沙特对伊拉克战争风险的警告；奥巴马政府在埃及放弃穆巴拉克政权、对叙利亚缺乏实质上的干预行为，并在伊核协议谈判中未全面顾及海湾安全关切；特朗普政府，早期表现出强烈美沙合作意愿，但在2019年伊朗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发动袭击后，美国方面选择按兵不动，而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沙特日产原油减少逾500万桶，相当于沙特产能的一半，因此，美国的“默许”，在一定程度上类似打破了“石油换安全”的隐性契约。

　　面对“石油换安全”机制的逐步瓦解，沙特近年来不断调整其战略路径，尝试在新的政治体系与贸易格局中重塑自身的安全保障。一方面，沙特多次主导OPEC+联合减产，力图捍卫高油价，维护自身财政稳定与全球能源定价权。相较于过去充当西方国家的“石油中央银行”，沙特逐步转向了采取更具资源民族主义的“以沙特优先”策略，在部分重要地缘议题上，也积极表现出对OPEC+成员国俄罗斯的支持。另一方面，随着传统的“石油换安全”体系松动，沙特也开始尝试借助第三方国家力量来缓冲地区地缘风险。2023年3月，在我国斡旋下，沙特与伊朗七年来首次恢复外交关系，成为中东地区重大外交突破之一。这一重要国家外交关系的转向，也体现了沙特在过往传统“石油换安全”策略受限后，积极通过多边斡旋和借助大国博弈的世界局势，增强自身的安全保障及地位[6]。

　　3.2.2．美国页岩油革命重塑竞争格局，美沙资源对抗与产业合作同步

　　从全球能源格局来看，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对美沙关系带来了深远影响，成为促使双方战略互动关系重构的关键变量。页岩技术的突破使美国从能源进口方转变为出口方竞争者，极大提升了全球范围内的能源供应能力，并改变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需格局与价格决定机制。相较于传统石油项目，美国页岩油开采周期更短、调节灵活，加剧了原油市场价格的波动性；而由于美国油气企业大多为私营实体，不受OPEC产量配额约束，也削弱了沙特通过协调减产来稳定国际油价的能力。

　　一方面，美国政府自主决定其国内石油产能，造成全球原油市场供应增加；又在油价跌至美企盈亏平衡点时，转而提出要求沙特减产，以维稳原油价格。例如，2020年4月，特朗普公开呼吁沙特与俄罗斯结束价格战，以支持美国能源行业。美国选择性介入的指导行为，实质上相当于打破市场竞争规则，并将本国利益诉求优先于现有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与他国规划。为应对这一状况，沙特积极推进推动OPEC+机制，与俄罗斯等非OPEC产油国展开合作，进一步外延产量协调范围。即使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西方对俄强烈施压之际，沙特依旧坚守与莫斯科的能源合作立场，显示其对维稳油价、捍卫自身资源利益的战略决心[7]。

　　美沙双边关系中有竞争也有合作。

　　除在全球能源市场同时作为供应商可能面临的竞争外，在迈向“2030愿景”的关键阶段，发展战略主导下，沙特仍有望加强与美国在产业、技术、资本与人才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自2016年“愿景”提出以来，沙特与美国的服务贸易往来显著升温。其中，美国金融服务出口到沙特的金额由8.13亿美元快速提升至2024年的21.82亿美元，体现出美国金融体系在沙特经济转型中的深度介入与资本支持。美国对沙特的知识产权服务出口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自2022年起也呈现稳步上升态势，显示沙特对在科技、文化、教育、品牌等软实力等领域加快学习和进行资源引进的重视。总体而言，尽管沙特在美国总贸易中权重近年有所下滑，且美国在沙特商品贸易中的总体份额相对不高，但近年双方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深度融合与互补合作，也部分重塑了沙特与美国的双边贸易结构。

　　总体而言，当前美沙关系已由“石油换安全”的传统模式演化为围绕发展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复杂博弈。过去，沙特领导人往往在维护国家财政安全与对美战略间谨慎权衡，但“2030愿景”的推进，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绝对核心，并逐步超越对传统地缘安全庇护的依赖。中期维度，沙特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仍有可能在利益互惠与冲突间寻求平衡，其稳定性或更多取决于双方在“2030愿景”与“MAGA”理念上的目标一致性，以及沙特在全球多极竞争格局中的战略定力和地缘政治间的调和能力。

　　3.3．世界多极化下的战略协同，中沙合作稳步深化

　　3.3.1．破除意识形态分歧，转向务实互信相向而行

　　历史押注的韵脚或相同，但时局总因不同的驱动因素而变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目标的相契合与中沙产业结构的互补性，构筑了中沙关系最为稳固的根基。

　　冷战时期，中沙关系曾一度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长期疏离[8]。彼时沙特作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与中国缺乏实质性的往来外交关系。但伴随冷战格局终结以及全球政治经济重心东移，大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中沙关系逐步开始进入升温通道。2006年，中沙两国建立战略友好关系，2016年起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过去十余年间，中沙关系逐步摆脱意识形态束缚，转向多层次下的务实互利合作，并日益成为中东地缘版图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双边关系之一。

　　随着国际体系日益演变为多极竞争格局，中沙关系的深化对两国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方面，有助于沙特分散对全球霸权主义的依赖与自身国家地缘风险暴露，并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秩序中增强自主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稳定能源供给、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提供了关键支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新一轮地缘博弈中，沙特展现出愈发清晰的外交风格转向：更加注重维护本国议程的独立性，更加主动地重构多边关系网络，拒绝卷入由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非友即敌”政治叙事之中。在俄乌战争背景下坚持与俄罗斯的能源协调、在中沙合作中推进本币结算与技术对接、在OPEC+机制中增强制度话语权，均表明沙特正在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单极体系中谋求“脱锚”，试图以更加主动灵活、利益分散的方式重塑国际关系中的定位。在此背景下，中国“向西开放”战略与沙特“向东看”战略相遇，相向而行成为中沙关系发展的主基调[9]。

　　3.3.2．能源合作产业互补，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发展

　　除政治利益考量外，沙特对全球经济秩序与国际能源合作格局的重新评估，推动其对外战略持续“重心东移”。早在页岩革命之前，西方在沙特能源出口结构中的权重就已显著下降。2021年，沙特出口至亚洲的原油高达2.504亿吨，仅有7280万吨流向非亚洲国家，其中对中国出口量达8760万吨，占据首位。尽管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对中东能源依赖有所回升，但沙特已将亚洲视为未来能源合作的核心市场，并持续加深与中国等主要进口国的合作关系。

　　早在2017年，沙特国王萨勒曼访华期间，中沙双方即在石油贸易与上下游项目合作方面签署多项协议，奠定了双边能源合作的基础。2019年，中沙在北京召开中沙高委会第三次会议，并建议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愿景”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财政金融、高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10]。2023年3月，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Saudi Aramco）宣布两项重大投资交易，拟在华追加数十亿美元投入，进一步巩固了沙特作为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的地位。

　　与此同时，在沙特“2030愿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合力推动下，中沙合作正加速驶入快车道。近年来中沙双边贸易保持高位运行，尽管出口波动有所加剧，但整体进出口规模仍维持强劲势头，两国经贸往来粘性日益增强。

　　从合作内容来看，中沙合作以基建为先导，正逐步渗透至能源、制造、通信、金融等多个战略性领域。根据四川省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促进会，在沙特NEOM新城的智慧城市项目中，华为提供全域物联网平台，部署10万路智能摄像头，中国电科参与建设城市大脑系统，共同助力打造“零碳城市”。在医疗健康领域，向沙特200家医院供应超声设备，国内医疗公司在利雅得建立AI影像诊断中心。此外，华为在沙特5G基站建设中占据了70%的市场份额，并与沙特电信（STC）合作，在利雅得打造中东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则与沙特阿美合作研发动力电池，共同抢占中东千亿级电动车市场。通过政策协同、基建深化、产业创新与金融赋能等多维度发力，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望全面深化发展。

　　3.3.3．中沙贸易加强：近年更青睐中国跨境电商、汽车、钢铁和机械

　　近年中沙贸易蓬勃发展，且由于产业结构互补，贸易依赖度不断增强。近年中国始终是沙特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国。2024年中国占沙特进口、出口金额比重分别达到24%、15%，而美国该比例近年持续下滑，2024年分别为8%、4%。2024年，沙特在中国进口、出口金额占比分别为2.5%、1.3%。

　　从双方贸易结构来看，近年沙特对中国跨境电商、汽车、钢铁、机械设备等产品青睐度提升。对中国而言，沙特依然是稳定且重要的能源提供方。

　　从沙特出口到中国的商品贸易来看，2024年能源相关占比达到84%，此外有机化学品和塑料制品合计达到11%。

　　而近年沙特对中国进口的电气设备、家电、机械设备、汽车等产品保持较高份额，同时对跨境电商（B2B）产品、钢铁、汽车等显著加大进口比例，此外，对中国的纺织服装、玩具等轻工业产品青睐度则有所降低。

　　4．沙特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

　　沙特“2030愿景”提出一系列发展纲要，在夯实油气等传统支柱产业基础上，重点培育具备增长潜力的新兴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由“资源驱动”向“产业驱动”转型。

　　该愿景实施以来，沙特制造业、消费及中高新技术产业结构加速演进，呈现出新旧动能切换加快、市场环境稳步修复、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的整体趋势，数字经济、绿色能源、文化旅游等领域亦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FDI集聚效应日益凸显，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与仓储、金融与保险等领域的投资存量持续增厚，构成外资布局的核心支柱。

　　4.1． “2030愿景”引领沙特多元化转型

　　2016年，沙特正式发布“2030愿景”，明确未来15年的发展蓝图。愿景序言提出三大核心支柱：一是作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精神中心，二是发展成为全球投资强国的决心，三是依托独特的地理区位，打造联通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国际枢纽。整体规划围绕社会进步、经济繁荣与国家建设三大主题，致力于实现“社会欣欣向荣、经济繁荣兴旺、国家理想远大”的战略目标。

　　为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转型，沙特在“2030愿景”中设定了明确的产业转型发展目标，并规划了两大战略发展路径：一方面夯实油气等传统支柱产业，另一方面重点培育具有增长潜力的新兴产业，逐步构建更具增长可持续性的国民经济体系。

　　4.2．产业转型有成效，内需市场焕新动能

　　自“2030愿景”提出，沙特制造业、消费行业与中高新技术产业结构加速演进，呈现出新旧动能加快切换、市场环境稳步修复、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的整体趋势。

　　近年沙特制造业增长有所波动。受油价震荡与疫情冲击下全球需求收缩的影响，2016至2020年间制造业增速明显放缓，部分年份甚至录得负增长。2021年后，随疫情后经济修复及“2030愿景”指导下的多元化战略推进，制造业增速逐步回升，至2023年增速再度滑落，当前沙特制造业仍面临增长动能转换的挑战。

　　从工业生产指数来看，不同行业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态势。

　　1）从指数数值来看，电气设备与饮料制造业较2010年有显著扩张；基本金属制造、食品制造、化学品和化学产品制造业略有增长；家具制造业则波动较大。

　　2）从趋势来看，家具制造业和电气设备制造业显著波动，呈现“爆发—回落”式增长，反映其对房地产周期、政策刺激与订单节奏高度敏感，具备典型的周期属性。食品制造维持稳定上扬，自2024年起指数显著攀升并持续维持高位，具备良好的成长韧性与内需支撑能力。基本金属制造延续温和下行趋势，作为传统重工业代表，反映在全球工业需求趋弱、金属价格承压以及沙特能耗与环保政策调整下的多重影响。化学品和化学产品制造则整体运行平稳，在沙特制造体系中仍具备基础地位，同时具备较高的行业集中度和成熟度。

　　消费支出结构持续优化，家庭部门主导作用增强。2010至2023年，沙特整体消费支出呈现出稳步上升态势。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在总量与占比上均显著提升，2024年达5566亿美元，占GDP比重约45%；相较之下，政府消费支出在总量上相对平稳，占GDP比重长期维持在20%左右。公共消费在总消费中占比逐步下降，消费主力正在由政府转向家庭。

　　人均消费支出稳步提升，消费意愿逐步增强。沙特人均GDP自2010年以来总体保持稳定，长期维持在高收入国家水平。同期，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边际消费倾向亦逐步上行，2024年升至历史高点0.48。这一趋势反映出在居民收入水平稳定或温和增长的背景下，居民倾向于将更多新增收入用于消费而非储蓄，消费意愿显著增强。人均消费能力与消费倾向的同步提升，正为沙特内需扩张和经济增长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人口结构驱动消费需求演变。从年龄结构来看，中青年人口占比稳定，15–59岁人口长期占据七成以上的比例，形成庞大且高净值的新消费群体，为电子科技、汽车、文旅、健康消费等中高端消费提供了坚实的人口支撑。60岁以上老年人口虽占比不高但稳步上升，预示着未来医疗健康、养老服务、便利性消费等领域仍将释放潜在增长空间。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占比保持在25%左右，表明家庭结构仍具有活跃生育基础。由此衍生的儿童教育、婴幼儿食品、亲子娱乐等家庭型支出，正在构成消费结构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板块。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覆盖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费，既包括食品、日用品等必选性支出，也涵盖餐饮社交、旅游住宿等具有可选性特征的消费场景，是衡量消费韧性与复苏力度的重要窗口。整体来看，该行业正处于稳步修复、加速放量的过程中。2020年受疫情冲击，行业增加值大幅下滑，陷入负增长；但此后迅速反弹，2021年增速达到13.7%，2023年行业增加值创下新高，达到938亿美元，增速稳定在5%以上。随着公共活动逐步恢复、消费信心回暖，叠加“2030愿景”推动下的消费升级与数字化转型，消费市场呈现结构性修复与质量提升并进的良好趋势，有望迎来新一轮成长周期。

　　中高新技术产业整体稳步向好。中高新技术产业自2016年“2030愿景”正式提出后进入快速扩张期。2016–2018年间，相关产业增加值从约330亿美元上升至近390亿美元，反映出政策引导下沙特对高端制造、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大力培育初见成效。2019-2020年疫情冲击短暂扰动了产业节奏，但2022年产值迅速恢复并再创新高，达到近465亿美元，显示出较强的抗冲击能力和修复韧性。

　　从出口结构来看，沙特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虽有所增长，但波动幅度较大，整体占比尚不稳定。2016年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一度攀升至4.2亿美元，占制造品出口的比重超过130%，达到峰值；但此后快速回落，2021年降至1.58亿美元，占比仅30%左右，2023年虽有所回升，但仍未恢复至高点水平。这一剧烈波动或反映出沙特高技术出口仍受制于上游关键技术、全球订单依赖等因素。当前，沙特正处于从资源导向型向技术导向型出口结构转型的过渡阶段，短期内波动属正常现象。若未来能加快本土技术孵化、加强与外资研发机构合作，并推动本地供应链体系完善，中高技术产品有望在出口结构中占据更稳固的位置。

　　作为沙特“2030愿景”落地的核心支柱之一，科技产业的发展方向在多项国家战略中得到明确锚定。例如，沙特出台《数据与人工智能国家战略（SDAI）》，提出到2030年吸引3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培育超过300家人工智能与数据科技企业，致力于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的领导者。2021年，沙特主权财富基金计划年均投资规模超过1500亿美元于本土新项目，重点投资新能源、汽车、航空、国防、交通与健康科技等方向[11]，为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实的资金基础。此外，2023年沙特设立了五个新的经济特区，包括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云计算经济特区等，重点发展物流、科技和先进制造业，并通过提供更灵活的政策、更优惠的投资条件，吸引外资企业落地高技术产业项目，推动本地科技生态形成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沙特科技产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4.3．多元化战略目标推进，新能源科技制造等表现亮眼

　　制造业、消费与科技领域的结构性演进，不仅重塑了沙特的产业底盘，也为“2030愿景”战略目标的落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过去十年间，沙特在多个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据沙特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截至当年，1502项现行倡议中有85%已完成或正按计划推进，93%的国家计划与战略指标已实现、超额或接近完成里程碑目标[12]。

　　宏观经济层面，2024年沙特私营非油部门对GDP的贡献率上升至51%，中小企业信贷融资规模增至937亿美元，显示出经济结构多元化改革已初见成效。

　　重点产业方面，油气产业本地化以及制造业、军工发展等均有亮眼表现。油气产业本地化率提升至65.5%，基本实现阶段性目标，相关产业累计出口年复合增长率达41%。军工领域国产化率升至19.35%，两年内提升约12%。制造业方面，沙特大力推行“Made in Saudi”计划，重点发展电动汽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高端制造领域。据截至2023年的最新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沙特王国已开发了50个工业投资机会，价值超过960亿沙特里亚尔，截至2023年5月，工业领域的外国和合资投资比例达到该行业总投资的37%，价值超过5420亿沙特里亚尔，200多家国际公司也将其地区总部迁至首都利雅得，国际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13]。

　　此外，数字经济加速崛起。2024年数字经济产业整体规模已达1320亿美元，占GDP比重15%，为中东和北非地区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数字经济体。数字化改革加速向卫生与健康服务领域渗透，“Sehhaty”健康应用覆盖预约、问诊、转诊等多项功能，累计服务人群超3000万人，“家庭医生”制度也在逐步落地推广。“Nphies”国家健康信息平台全面上线，进一步整合医保与医疗数据，服务人群超过1400万，有效提升了整体医疗服务效率与可及性。

　　在物流与基础设施领域，沙特综合运输能力持续优化，已在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中跃升至全球第17位，在Lloyd‘s全球航运网络排名中位列第8，在国际航空连通性指数中亦位居第13位。

　　在文化与旅游板块，沙特已成功将8处遗产地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超额完成既定目标，并成功取得2030年世博会与2034年世界杯主办权。2024年共接待游客1.15亿人次，其中国际游客数量达2970万，同比增长69%。旅游收入较2019年增长近1.5倍，旅游业正加速成长为非油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在绿色能源与氢能发展方面，沙特大力推进清洁能源输出与氢能国际合作，商业规模的洁净氨已成功出口至日本、韩国、中国、泰国及欧洲多国。2020年，沙特向日本出口首批40吨蓝氨，标志着全球首条综合氨价值链建成。2022年，沙特与韩国签署绿色氢能开发协议，提出到2030年实现年产400万吨氢气的目标，力争成为全球最大氢气供应国。2023年，沙特已有2800吉瓦的可再生能源并入国家电网，足以为52万户家庭提供清洁电力，能源转型迈出关键一步。2024年，沙特创下全球最低的与风能电价，Bisha能源储能项目正式投运，储能能力达2000兆瓦时，同时启动首批氢能源公交与出租车的试点运行，清洁能源体系建设持续提速。

　　4.4． FDI：制造业与基建类投资份额提升，金融与消费快速增长

　　从FDI存量演变来看，沙特自 2021年以来保持高速增长，2023年存量规模达8973.5亿沙特里亚尔，在吸引外国资本方面呈现出集聚的发展趋势。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与仓储、金融与保险等领域的投资存量持续“增厚”，构成沙特FDI的核心支柱。

　　其中，制造业的投资份额稳步扩大，在能源转型与工业本地化战略驱动下，有望成为未来外资的重点布局方向。建筑业领域投资体量稳步扩张，反映出NEOM、“红海项目”等超大型基础设施与城市开发计划对资本的吸引力。交通运输与仓储行业表现亮眼，投资存量持续扩大，与沙特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政策定位高度契合，港口升级、铁路网络、航空物流等领域将是未来外资重点争夺的高地。金融与保险业的外资比例近年来快速攀升，得益于金融开放政策、资本市场改革以及沙特主权基金（PIF）在全球市场的活跃布局。批发与零售业存量规模显著上升，反映出沙特居民的消费能力和市场爆发潜力。

　　从FDI流量的角度来看，沙特近年来在吸引外资方面呈现出结构性趋势与阶段性波动并存的格局，不同行业的资本热度呈现出显著分化。整体来看，2021年是FDI流入的高点，多个行业迎来爆发性增长，随后2022年整体维持在高位区间，而2023年部分板块则出现了资本回流现象。

　　其中，制造业与批发零售业呈现“快速升温—短暂冷却—再度回暖”的动态节奏，2021年和2023年FDI流入强劲，2022年短暂回落，表明该类产业在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推动下具备较高的外资敏感度与配置弹性。建筑业与金融保险业自2021年以来外资流入持续放大，增长更具趋势性和稳定性，显示出外资对沙特基础设施建设与金融体系改革的中长期信心。

　　相较之下，交通运输与仓储行业呈现波动特征：2021至2022年FDI流入增长极快，短时间内放量扩张，成为当时资本热钱的集中流入口；但到了2023年，该行业FDI流量却由正转负，出现明显的资本净流出，可能反映出投资者对于项目周期、预期收益，或地缘政治与物流成本的风险再评估。

　　总体来看，近年沙特制造、建筑、金融、批发零售成为外资投资的主线产业。而交通仓储等行业的投资波动反映了外资对政策兑现、项目收益稳定性与区域安全环境的敏感性。在沙特“2030愿景”不断推进背景下，行业间FDI流量变化反映了产业结构转型的趋势，也彰显未来沙特外商直接投资仍具备较高的增长潜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