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皓
近日,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拉开帷幕。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中回顾了联合国成立的初衷,并提醒各国,今天的挑战比创立之初更加复杂和迫切,呼吁各国在“肆意破坏与无尽苦难并存”的时期中重新确认宪章精神。
几天前,同样是在联合国的一次高级别国际会议上,各国就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落实“两国方案”展开讨论。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随后,比利时、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等欧洲国家也表态支持,一时间,巴勒斯坦“承认潮”涌现。
两者结合起来,一个命题愈发凸显:在动荡和分裂的时代,联合国能否继续担当应对危机、凝聚共识的枢纽?
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联合国宪章本身。宪章确立的基本原则——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和国际合作等——为战后国际关系提供了最根本的制度公约。战后大国在力量均衡的基础上达成妥协,建立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制度。同时,宪章又通过“一国一票”的安排赋予各国平等的发声权。价值与力量的结合,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维系的基础。换言之,宪章精神之所以能延续八十年,不仅因为它代表了人类对和平的价值追求,还因为它在均势格局下提供了制度化的均衡机制。
联合国在价值和制度上的意义不可替代,但其权威正在遭遇严重侵蚀。加沙冲突中,安理会因大国分歧陷入僵局,停火决议久拖不决。更广泛地看,近年来,美国等国家频繁采取单边关税措施,加剧国际贸易紧张;全球气候治理方面,多国在减排承诺与合作上难以形成合力,在公共卫生领域也面临协调不足、跨国协作滞后等问题。这些现象表明,碎片化的国际秩序逐渐抬头,全球治理面临低效乃至失灵的风险。
联合国如今的困境,并非单一外部冲击,而是与当下国际格局的结构性矛盾有关。今天的某些西方大国,受益于现行国际秩序,却为追求更大相对利益而削弱规则的普遍性。可以说,联合国权威不是单方面被侵蚀,而是在维护与挑战的拉扯中被持续消耗。这种拉扯影响制度运作,也产生着连锁反应。巴勒斯坦“承认潮”便是一个例子。《联合国宪章》第一条中明确写入“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发展国际间友好关系”。换言之,“承认潮”并非是对制度的偏离,而是一种提醒:联合国要维持权威,就必须兑现其承诺。
显然,联合国的权威性必须在动态中不断重建。一方面,它要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普通民众对国际公义的期待;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大国承担责任,将这些期待转化为现实行动。如何在这二者之间找到平衡,正是联合国未来权威重塑的关键所在。历史经验表明,大国既是秩序的塑造者,也可能成为最大的破坏者。如果继续把规则当“工具”,宪章框架必然失衡。只有各国在宪章精神下自我约束,并推动制度创新,联合国才能重焕活力。
在这一点上,中国发挥了表率作用。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强调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中国一直将自身的发展与全球公共利益相联结,从推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到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不断为破解当今世界的治理赤字提供方案。这充分展示着,何为大国应有的样子、应有的担当。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政治与传播学院)